江平，生于1930年，浙江宁波人。当代法学家。历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校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第二届副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宁波市人民政府特邀法律顾问。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民法和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

　　留学苏联：6年课程5年学完

　　深度对话：那五年期间，您是怎么度过的呢?

　　江平：在苏联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在喀山(大学)。喀山(大学)是列宁开始学习、从事革命的地方，所以喀山大学法律系有专门的列宁的座位，上面写着“列宁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当时能跟列宁作为前后同学应该说是很光荣的。

　　但是到了喀山之后，又发现不满足，为什么呢?中国人到苏联来学习你总要挑最好的学校吧，(当时)最好的学校就是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而这两个大学不去(还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去了喀山不久，就向大使馆提出来要求转学。

　　另外也有一个理由就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搞了一个全国大赦，全国大赦放出来很多人，而当时喀山的社会秩序不算太好，经过了大赦之后，应该说又差了一些。所以中国学生有人人自危之感，觉得应该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到中国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当时在喀山有中国学生学习的学校共有三所，学法律的，学航空的和学化工的，最后这三所学校都到了莫斯科，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在莫斯科大学。我们知道苏联高等学校分学院和大学，学院是四年，大学是五年。所以我们转到了大学之后，如果加上头一年专门学俄语，那我们就要变成六年了，六年这个时间消耗太厉害了。我们当时所有的留学生去了苏联，五年也好，六年也好，都不能回国，因为回来一次花费太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极力希望尽量能够早学完回国来参加工作、报效祖国。

　　我们去的这一批12个人，除了一个(学过)俄语，其他都是头一年作为预备班学员专学俄语。后来的学生就不一样了，都是头一年在国内先学俄语。我们这第一年在国外学外语，花费是很大的。我这个人因为原来在国内俄语没有很扎实的基础，但是自学了一点，语法、单词也稍微了解一点，所以在第一年里面，我头半年专门学了俄语，到下半年就插班进入了第二年课程的学习了。

　　这样的话，第一学期差的那四、五门课，我通过后来的两年把它补考完毕，所以我等于是提前一年回国了，也就是1956年我回国了。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最后我抢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因为如果你到1957年的7月份回国的话，完全反右的形势已经都展开了，那就没有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了。所以有人给我开玩笑说“你努力学习的结果是抢到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中苏关系的三个阶段：斯大林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深度对话：有时候一些事情确实是特别巧，再回过头来看，当时苏联算是中国的老大哥，您作为中国留学生去苏联，苏联人对您友善吗?当时的苏中关系是怎么样的?

　　江平：中苏关系就我的回忆来理解是分为三个阶段。斯大林在的时候，对中国是持怀疑态度的。所谓怀疑态度，就是他始终认为中国是农民运动，这个农民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他怕中国人走的道路是另外一条道路，不能跟苏联的想法真正一样。从过去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不断的纠纷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并不特别信任中国，虽然后来对中国革命也给予了比较好的评价，但是在心中并不是这样。

　　我们去苏联那时候感觉特别明显。比如说我们1951年去的时候，当时有一条规定，中国学生不能够在苏联搞任何的党的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是非法的，你用别的名义可以，但不能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

　　深度对话：为什么呢?现在来看，我们真的是无法理解。

　　江平：它就认为你是一个国家，你外国党在这儿活动怎么行呢?所以，中国跟苏联的关系真正的密切，是斯大林死后，1953年以后了，或者说从1954年到1957年。1958年这一段应该说是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活动也公开了，我们也可以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跟苏联的党来进行交涉，搞一些活动。这一段时间关系真正不错。赫鲁晓夫执政的时候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

　　第三个阶段开始出现摩擦和纠纷，从1957年，1958年以后开始出现，最厉害的是到了60年代，一直到珍宝岛武装冲突。这是中苏关系的三个阶段。

　　从我们在苏联的接触来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赫鲁晓夫在20大所做的报告，就是关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报告。这个报告开始时叫“秘密报告”，后来公开传达，外国学生也可以随便听了，而且还不断的来报告，或者通过喇叭来广播。

　　当时苏联的很多学生是很不能接受的。因为原先看的斯大林是神一样，而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斯大林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凶犯。杀掉了多少政治局委员，杀掉了多少党代表，应该说这是一个个人品行很罪恶的人。

　　所以有些苏联学生喝酒、闹事，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斯大林是这么一个世界共产党人所崇拜的人，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应该说在我的个人思想中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我觉得不能怪罪到一个人身上。

　　留学归来：抢到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深度对话：您1956年提前学成回国，“抢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当时把您打成右派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您有什么样的罪状呢?

　　江平：我们知道右派是有各种原因的，有的是因为历史上的，一直跟共产党意见不一样，有的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膨胀，我其实就是写了一张大字报，是20个老师助教写的大字报。

　　当初回国后，都鼓励年轻人向党提意见。因为当时是整风时期，要帮助党整风，我又是5年一直出国，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所以校党委也更是希望我带头给党提意见。提意见过程中，我们20个教师就酝酿了一个大字报，这个大字报有5点内容，成立整风委员会，鼓励中层干部向党提意见，还有什么工会选举等等，五条。

　　这个大字报写出来后，当时很轰动，因为这是教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初书记副书记(北京政法学院)来看的时候都说不错，大字报写得很有水平。但是到了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大字报叫做反党大字报，我是积极分子，是带头写的，就被划定为右派。

　　当时我刚从苏联回来，回来之后，由于苏联有司法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所以我还被抽调去专门接待苏联司法代表团，回到学校已经差不多11月份了。我在学校的时间很短，有人就怀疑，说江平划为右派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因为什么被划为右派呢?为这个事专门在我们学校的礼堂还搞过一次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之所以成为右派，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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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