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为此中国政府向前苏联派出了一批又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肩负着国家的使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那块浩瀚的土地上度过了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美好岁月。

　　时光飞逝，当我们再次打开这段历史，依旧感动不已。

　　预备篇: 祖国的嘱托 时代的宠儿

　　“远方啊，有我的理想；不怕山高，不怕路遥，我要去寻找……”

　　1950年，历史在这一年久久定格，新中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批学生，这批学生来自北大、清华、燕京以及其他几所大学。8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向周总理报送了《经审查测验后选拔25名留学生的名单》，同年9月中旬，这25名幸运的留学生带着祖国殷切的嘱托，乘火车离开北京，经莫斯科分赴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五个国家。“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义无返顾地，学子们带着梦想踏上了异国的土地，此后，公派留学的速度加快了。

　　1951年8月，我国正式向苏联派去了包括研究生在内的375名留学生，这批学生进入了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萨拉托夫汽车公路学院等院校，所学的专业都是和国内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

　　两年后的5月，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季节，高等教育部、人事部联合专门发布了《关于1953年选拔留苏预备生的指示》，这使得留苏人员的选拔有了明确的制度保障。文件指出，选派留苏学生是直接向苏联学习，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方法，对祖国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要求有关部门、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视此工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认真按照选拔办法的规定来实施选拔工作。按照这一规定，1953年共选拔考生2795人，其中择优录取留苏预备生1700人，赴东欧各国学习的学生有77人。

　　每年一个台阶，留苏学生以成倍的速度增长。客观而言，在那个比较封闭的年代，苏联是别无他法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确曾经点燃了无数中国人心中的激情，也成为整整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据统计，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其中向苏联派出8310人，占派出总数的78%。

　　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经过了严格审查和全面测试，被精心地挑选出来，可谓“万里挑一”，祖国对他们倾注了无私的关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留苏之前，大部分学生都会在留苏预备班里学习一年，由俄罗斯老师授课。

　　当年留苏的老前辈们回忆说，他们在预备班的生活待遇是相当高的。早饭是豆浆、稀饭、白面馒头、酱牛肉片、花生米和酱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比家里吃得好多了。时任莫斯科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的韩存礼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风趣地谈起，第一顿早餐除了大米稀饭还有两个花卷，他没敢吃花卷，就把它们放在口袋里，准备饿了的时候再吃，没想到到了中午，又开饭了……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一下子进入了天堂，要知道以前在家吃得都是玉米面或者高梁面的窝窝头，大米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

　　国土资源部咨询委员，享有国务院科技工作人员特殊津贴的许宝文老人也深情地对记者谈起出国前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讲话，然后还请大家看京剧，一部是“将相和”，一部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大家都明白总理的良苦用心，要大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谦虚谨慎，讲究团结，在专业精神上要学习“孙大圣”，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勇于创造。 在物质方面，社会主义新中国解决了留苏学子的后顾之忧:留学期间穿的衣服发了两大箱，中山装和西装，甚至还包括四季穿的袜子，每一个细节，政府都考虑周全了，留学期间的生活费，每月是500卢布，相当于当时的250元人民币，这比当时的部长工资还要高……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还相当贫穷的祖国，用她一点一滴的关爱，一丝一线的付出，让每一位学子从细微处深深懂得自己肩上重担的分量，几乎每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驶离北京站的时候，人们都会听到嘹亮的《歌唱祖国》的声音，肩负振兴中华的重任，学子们踏上了光荣而艰苦的求学历程。

　　留学篇：刻苦地学习 真挚的友谊

　　提起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很多俄罗斯老师都会竖起大拇指，赞叹他们刻苦的学习精神。初到苏联，困难首先来自语言方面，毕竟在国内一年的俄语强化学习是远远不能适应学习和生活需要的。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文化知识。

　　为了能听懂老师的讲课，他们每次都事先将老师要讲的内容提前看一遍；课堂上，坐在第一排专心致志听讲的必定是中国学生；课下，他们把苏联同学的课堂笔记借过来，逐字逐句地研究，修正自己的笔记，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谦虚地向同学和老师请教，苏联的老师和同学也很乐意帮助这些勤奋好学上进的异邦学子。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个时候，无论是莫斯科大学，还是其他学院，起床最早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自习最晚的是他们，熄灯最迟的还是他们。迎着莫斯科第一道曙光，学子们早早起床，或者晨读，或者晨练，回来之后吃早饭，8点准时去上课，一般而言，四节课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钟，然后就是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整理笔记，反复嚼透老师讲授的内容。午饭往往是在课堂休息的空隙间匆忙吃上一些，晚上，学子们挑灯夜战，经常看书看到11点甚至更晚。大家都很主动、自觉地学习，因为都清楚自己的祖国还很贫穷落后，在等着自己学成后去建设她，没有理由偷懒。

　　历史不会忘记，莫大的中国留学生不会忘记，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访苏期间，来到了莫斯科大学。毛主席对他们讲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每一位在场的学生都激动得热血沸腾，因为他们懂得，这不仅仅是毛主席个人的期望，也是新中国的期望，祖国需要他们，他们要完成祖国的重托。在他们心中，祖国是神圣又具体的。

　　每一次考试，勤奋的中国留学生总是名列前茅，他们为祖国而学的拼搏精神和赤子之心让苏联老师赞叹不已。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探讨学习经验，一起总结学习心得，毫无保留地帮助困难的同学，在课余时间，他们一起去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各地的名胜古迹，感触俄罗斯文化的博大精深，一起去参观中学、工厂和农村，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和教育模式。他们把新中国的气息带到了俄罗斯的各个城市和农村，他们坦诚的言语和真挚的感情，让苏联人惊讶地看到新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留苏学子们惊人的学习毅力、刻苦的钻研精神、谦虚的学习品质、深厚的爱国感情，都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接触他们的老师、同学乃至后勤工作人员；而这些品德高尚的外国人对留苏学子们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周到的照顾，也让每一位留苏学子在若干年后再次谈起他们的时候都禁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尽管时移境迁，尽管苏联那块土地早已改旗易帜。

　　前外长钱其琛1954年被派往苏联团校进修，至今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他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喜欢吃花生米，就在课堂说，她一定给大家找一些来。过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这件事忘记了，那位老师却真的为大家带来了很多花生米，那是她在莫斯科千方百计找到的，当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给自己的中国学生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她的善良和热情仍然铭记在这位已经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心里，因为这是一份厚重的感情和真挚的友谊。

　　报国篇：生命不息 奉献不止

　　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坚持不懈地努力给了他们最大的回报：他们成功了，成为新中国有作为的第一代学成归国人员。在报效祖国的岁月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不计名利，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经风风雨雨，他们中有人经历过挫折，有人遭受过冤屈，但没有人心存抱怨，因为他们始终心系祖国。

　　如今，新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都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回首过去，他们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因为他们在新中国政治、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如今的他们都已经成为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精英，从他们当中也走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我们能说出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来:江泽民、李鹏、李岚清、钱其琛……他们是第三代国家领导人。他们回国之后，并不是将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生搬硬套到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而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在苏联学到的马列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治国安邦的重彩之笔。

　　在科学技术方面，“红色专家”们凭借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对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确立“科教兴国”战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的高才生在控制论研究、导弹航天技术和人口控制论三个方面都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成就，他主持和发起了我国“星火”、“火炬”、“扶贫”等科技计划，领导实施了“863”、“攀登”等高科技和基础研究计划，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可贵的平常心，他把自己所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培养，认为自己报效祖国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刚刚被授予中国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永志院士，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导弹设计专业，回国之后，作为技术骨干的他就投入到我国第一代、第二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中。1992年以来，他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为2003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飞行圆满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中华民族实现“飞天梦”的总设计师。面对赞誉，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依然保持他一贯的风格：“荣誉属于整个集体，我是代表大家领奖的。”老人的谦逊低调恰恰体现了留苏归国学子的风格。

　　在教育领域，有时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主任的杨芙清院士，1957年至1959年赴苏学习程序设计技术，回国之后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操作系统。她发表专著5部及论文70余篇，培养出100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用“俯首甘为孺子牛”概括这位可敬的女性实不为过。另外一位教育界的杰出女性是于陆琳，她毕业于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归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教育系主任，同时，作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书的主编，她又积极推动民办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这对扩大教育面，缓解高等教育资源不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留苏学子们在音乐、美术、电影、舞蹈、雕塑等各个层面不断演绎着俄罗斯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种种传奇。他们中间有我国最早在国际上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盛中国，他毕业于莫斯科著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被世界权威人士誉为“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与盛中国是校友的著名歌唱家郭淑珍回国后，就投身到中国新一代歌唱人才的培养上来，她在中央乐团和中央音乐学院从事声乐教学工作，并积极参加国内外舞台演出的活动，为祖国艺术的弘扬和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舞美设计师周正、电影事业家汪洋、国家一级特级摄影师张尔瓒、著名画家罗工柳等等，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寻求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底蕴的切合点，并努力把它发扬光大，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不正是留苏学子们的生动写照吗?

　相关阅读：

（编辑：L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