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牛津共有39个学院，它们和学校的关系就象美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那样采用联邦制形式。每一所学院都由HeadofHouse和几个Fellows管理，他们都是各种学术领域的专家，其中大多数在学校都有职位。6个准学院(称为“永久性私人学堂”-PermanentPrivateHalls、为各宗教教派所办)，至今还保留着它们的宗教特许状。此外还有一个继续教育学院。在35个学院中，众灵学院目前没有学生，只有院士(包括访问院士)。各学院规模不等，但都在500人以下，学生、教师(院士)来自不同的专业学科。

　　除学院外，牛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尤其是后者)，主要由学部来组织，学部不是大学内的自治单位，它们都是跨学院的机构，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学院，不过各学部的教师和学生，首先必须是牛津大学内某一学院的一员。牛津现有16个学部：人类学和地理学学部，生物科学学部，临床医学学部，英语和文学学部，法学学部，经典、哲学和古代历史学部，数学学部，中世纪和现代语言学部，现代历史学部，音乐学部，东方学学部，物理科学学部，生理科学学部，心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神学学部，文科学部下一般不再分系，理科学部下又分成30多个系，有的学部还设一些中心和研究所。此外，有的研究所(如教育研究所，招收有研究生)不隶属于上述各学部，而直属于大学。

　　牛津的研究力量雄厚，在其教师队伍中，就有83位皇家学会会员，125位英国科学院院士。在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它都名列英国乃至世界前茅。近些年来，牛津不仅在文科而且在理科、不仅在基础科学而且在应用科学研究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生物医学领域，自从弗雷明在伦敦发现青霉素后，本世纪40年代牛津的科学家弗罗里和蔡恩就将它投入临床应用，结果3人共享诺贝尔奖。今天用得最广的抗生素，1955年为牛津的爱德华·阿布拉罕发现。牛津也致力于将分子生物学应用于临床，将核磁共振原理应用于医疗诊断，在发现人体的免疫瓜系统和应用基因工程技术于临床问题方面，牛津亦起领导作用。该校在艾滋病毒、移植手术和遗传病研究等方面也很有潜力。1987年斯奎波父子公司赠予该校药学系2，000万英镑，以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

　　在环境科学领域，牛津的研究涉及森林史、气候变化、遥感、土地利用、野生动物保护、家畜管理、污染、腐蚀、沙漠侵犯等众多课题。

　　牛津的固体物理、高磁学、激光研究、基本粒子研究和大气物理学等均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物理系的克拉伦登实验室在世界核研究领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基础研究还导向重要的工业开发，包括建立了如牛津仪器公司和牛津激光公司之类的企业。

　　仅在化学系，牛津目前就拥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该校在蛋白质、新型无机材料合成、分子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面都有重大成果问世，并在化工、医药、微电子工业等领域推广应用。

　　牛津在地球内部动力学、陆界变形研究、低温处理和古生物学等领域也很有成就。牛津数学研究所在许多数学分支学科中居于世界前列，计算机科学研究在国内外亦有一定地位。牛津被国际上公认为英国的经济学中心。不仅金融、管理学科专家，而且法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也参加到经济学研究中来。1987年进入工商界的牛津毕业生，已超过在其它行业就业的人数。

　　牛津的发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亦很活跃，还被誉为研究当代中国最活跃的中心之一。

　　牛津大学有许多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音乐家、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它的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力量都相当强。

　　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书600万册。

　　牛津出版社举世闻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它的20卷《牛津英语词典》，享誉全球。

　　对青年学生来说，进牛津读书，应该说是佼佼者的机会，是既痛苦又诱惑无限的事情，是光荣之路。然而，对英国社会来说，光荣之外另有深意。牛津、剑桥是通向最高权力的重要而又充满希望的途径。它们每年为英国培养出一批知识权贵，其中的一些人将登上权力的高峰。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种诱惑的分量。1979年那一届议会，339名保守党议员中，有94名来自牛津、75名来自剑桥。这些校友们又组成俱乐部、校友会，互相提携，同甘共苦，而且，由父一辈到子一辈，形成了一个关系网。试想想，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1963年英国《金融时报》社长、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提出了《罗宾斯报告》。指责牛津、剑桥的垄断地位和所带来的墨守成规、保守难变的严重影响。当时的英国政府深以为然，在48小时内就批准了这份报告。政府决定创办更多的大学以冲淡牛津、剑桥的诧地发现，8所大学几乎和牛津、剑桥没有什么两样，校舍的建筑风格、校园的气派和格局，仿佛从牛津、剑桥描过来的，更有意思的是，这8所大学，都分别由一位来自牛津或剑桥的副校长担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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