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莱先生在我们的翻译学院里执教医学辅修课多年，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市立医院的主治医师。似乎做医生是本职，讲课是客串。所以他的课总是排在下午五六点钟下班以后。我们可以想象贝叶莱先生在医院里收拾好病历、x光片、各种仪器等等，提着他的硕大的电脑包走出办公室，一路满面春风的和护士医生们说再见。然后跳上车，径直开到学院，又提着他的硕大的电脑包走进乱哄哄的教室。

　　贝叶莱先生的电脑包大得出奇，里面除了一台笔记本以外还装着所有学生的论文和成绩单。

　　——“贝叶莱先生，您可以下节课把我的论文带来吗”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你们的论文我永远带在身边。”

　　贝叶莱先生每星期上三堂课，一堂讲授课，就是他一个人讲；另两堂是讨论课，即学生做报告，贝叶莱先生点评，大家一起讨论。记得第一次上贝叶莱先生的课，我不知道会是那样火爆，所以没有提前去占座位。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桌子不够用，许多人从别的教室搬来椅子，一直排到门口，后来椅子也放不下了，有人干脆坐到了窗台上。我在一个偏僻角落找到一把椅子坐下去，远远看见贝叶莱先生在讲台前调整投影仪。等了许久，终于开始上课了。那时是秋老虎天气，贝叶莱先生中年发福，再加上讲课如同喊话，这样地卖力难免要出汗。在投影仪的映照下，他脸上的油汗亮晶晶地闪着五颜六色的光。我一面在心里觉得好笑，一面替他担心，生怕他忽然中暑晕倒。当然这样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贝叶莱先生的课实在难懂，一方面是语言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医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后来听说德国学生也经常听不懂，我才觉得心里安定了一些。那是一段辛苦的日子，提前半个小时去占坐位，上课时竖起两只耳朵听，拼命地抄板书，抄幻灯片，课前课后预习复习讲义和笔记更不用说。就这样贝叶莱先生记住了我这个中国学生。有一次我在图书馆里对着一幅胃和十二指肠的解剖图仔细观察，贝叶莱先生走进来，认出了我，并且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frau wang，您真用功，很好很好。”

　　后来我的医学辅修课成绩果然就“很好很好”。

　　贝叶莱先生虽然讲授多年，又有现成讲义，可是他从不照本宣科。“医学日新月异。”这是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以他除了理论之外，力求给我们讲一些从临床经验得来的新鲜东西。他的每一堂课都是精心准备过的。贝叶莱先生常常带着那种专业人士在谈起自己所热爱的本职工作时特有的喜悦之情，兴致勃勃的给我们展示那些可怕的病原体以及患病器官的照片。虽然这都是些不太令人愉快的景象，可是我们得到了直观的印象，对于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

　　圣诞节前的那一周，很多学生提前开溜。星期四的下午六点钟，学校里早已空空荡荡。贝叶莱先生的讨论课上也只有寥寥数人。两位同学做了报告，还剩许多时间，贝叶莱先生说，我给你们看看本城的老照片。没想到他的电脑里除了解剖图、讲义、ct、超声波、造影术照片之外还有若干描绘20世纪初本地风光的照片和油画。贝叶莱先生一一向我们介绍某某国王何时在某某王宫住过、某地原来是某某广场。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这才知道原来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位国王曾经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城有一座行宫，可惜后来被炸掉了。

　　——“我的弟弟是搞历史的，我们一起搜集了这些照片。”

　　听他的语气，好像很惋惜当初没有学历史似的。

　　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和一个德国朋友上街散步，路过市政厅旁边的小广场，看见一群游客模样的人，听见一个熟悉的洪亮的声音在对这些人讲着什么。

　　——“老天爷，这不是贝叶莱先生吗”我大吃一惊。

　　——“对啊，他是市政方面的导游。”朋友认识他。

　　——“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

　　——“还是市立医院的主治医师呢！”

　　我们决定停下来听一听。贝叶莱先生像往常一样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休闲裤和深蓝色的套头毛衣，夕阳照在他身上，也照着他面前的小喷泉，泉水快乐的喷涌，贝叶莱先生兴奋的挥舞着手臂，用喊话一样的大嗓门向听众介绍他身后的一座百年历史的犹太礼拜堂。那是座很平常的三层民房。贝叶莱先生说当初犹太人害怕迫害，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故意把礼拜堂造成了普通的民房式样。我们听了很久，我在贝叶莱先生的脸上又看见了那种专业人士在谈起自己所热爱的本职工作时特有的喜悦之情。

（图：贝叶莱向听众讲解 中间黑衣服背影为贝叶莱老师）

　　贝叶莱先生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工作。做医生本身就已经非常辛苦，天晓得他是怎么安排他的24小时，还有余力在学院每周教六个钟点的课、做导游、研究名胜古迹……最近看见报纸上说市立医院将在本城举办一次“健康周”的咨询活动，主办者当然也是贝叶莱先生。

　　他是我见过的做人做事最有兴头的一个人。

（编辑：Evaly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