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俞越(化名)快步踏上2009国际家族企业论坛的讲台，他是“未来企业家社会责任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这个戴着眼镜的白净男生，语速总是不疾不徐，只有偶尔的颤音泄露出他的青涩。

　　俞越的名字，几年前出现在一篇描述他外公的文章里，“偶尔和10岁的外孙下下棋”。他的外公，是方太厨具的创始人、宁波家业长青学校的创始人茅理翔。这位成功实现一代二代交接班的老人，现在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那些处于一代二代交接班过程中的民企能否顺利过渡的问题，更是“新一代接班还是不接班?家族企业如何交接班……” 的问题。

　　如今的“新一代”，范畴已经扩大至高中生，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大多数被一代或者二代考虑进入家族企业，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已经被设计完成，在国内接受高中教育，大学进入欧美排名靠前甚至是常青藤联盟学校，毕业后再回到中国接班。

　　失败的教育

　　这条路，对很多孩子来说，并不平坦。

　　2005年，一位中国企业家耗巨资将儿子送往新西兰接受大学教育，三年后，父亲发现儿子整日沉湎于电脑游戏，在学校被边缘化。

　　不得已之下，母亲放下手头工作亲赴新西兰陪读，无奈男孩学业荒废已久，对学习失去兴趣，母亲最终只能带他回到国内，试图用进入家族企业工作激励他，但失去理想和斗志的男孩，对工作也只是敷衍。

　　“望子成龙心切的企业家，往往认为花了钱就能买到教育。”泽邸教育首席学术官周立伟听闻了大量类似的案例，他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一切来得太容易，没有知识准备，整个过程“放养”，这些本身缺少磨难教育的孩子大多难逃陷入富二代攀比的怪圈，同时被边缘化的命运。

　　当他们错过最合适的受教育时机，性格和价值观成型之后，就很难再被“雕琢”或者“重塑”，接班也就成了他们父辈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梦想。

　　“为了留学而留学，误导了孩子。”泽邸教育联合创始人周俊说。

　　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2008年，曾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DP部门任职的周俊，开始大胆完善他的创业梦想，他和周立伟一起，创办了一家专门为企业家子女精英教育提供帮助的小公司，每年只招收20名学员，最长服务期限4~5年，最终的目的，是将这些企业家的子女，送入美国读大学(最理想的是常青藤联盟学校)。

　　这个梦想，来自于早年他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哈佛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合作CEO班工作的经历。

　　“课余时，CEO们都聊什么?”他问笔者，“从我以前采访的经验，CEO聊得最多的话题，第一是政府关系，第二是生意，第三是孩子。”

　　“孩子是第一位的。”周俊肯定地说。令周俊记忆深刻的是，这些终日忙于事业的CEO们，并不避讳他们对孩子教育的担忧。“这几乎是摆在所有企业家面前的最大问题。”

　　“我认识的一位CEO，在聊天的时候很直接地说，如果孩子不能去美国前30的学校接受教育，那么他的工作毫无意义，他甚至想考虑‘退出江湖’。”周立伟说。

　　周俊分析，其一，大多数企业家存在“跟风”和“比较”心理，这促使他们决定送子女出国留学;其二，出国留学能够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独立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这对家长而言吸引力颇大。

　　“一开始是父母的决定，后来慢慢想清楚自己的未来，下决心要出去读书。”花嫁喜铺创始人邓伟华的儿子邓成(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他的好友，宁波申洲集团的第二代黄志(化名)在一旁默默地点头，同意这一说法。事实上，这是大多数富二代甚至富三代出国留学的心路历程。

　　谁的未来

　　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到哪里读书?如何打基础?在周俊和周立伟看来，这是事关未来传承的关键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分析这些年仅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具备了哪些条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他们聪明、积极正面、阳光，对自己有期许，很懂得察言观色。”周立伟说，但不足也很明显，大多数孩子缺乏坚持力、持久力，和父辈沟通很少，稍显叛逆。“其实这跟现在的90后、00后整个群体的状况相差无几。”

　　长期从事教育行业的周立伟，试图找到一条路径，这条路径，能够让这些孩子去除他们的问题，放大优点，为将来的交接班打下基础。

　　“我们的大学教育明显存在不足，这是家长们不愿意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原因。”周立伟分析，美国的精英教育则因其历史漫长，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而备受人们的追捧。

　　“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旅美学者薛涌在他的《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书中说。

　　他还说，那些美国孩子，跑到贫困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到国外旅行，开开眼界，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

　　“这样的要求，恰恰是对一个未来企业领袖的要求。”周立伟认为，这是将富二代或者富三代送往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个关键提升点。

　　“我看到那些孩子的手，都是黑黑的，他们很好奇我们从哪里来，很愿意听我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当俞越和他的几位同学一起，坐了七个小时的巴士进入川滇交汇处的大山深处的达祖小学时，他被震撼了，那些他完全想象不到的生活，突然出现在眼前，他一下子明白了“幸福”的含义。

　　接下来的一天，这支队伍又翻山越岭走了三个小时，进入到大山更深处的匹夫小学。一开始叫苦，有些不情愿的孩子们，默默地收起了抱怨，开始帮忙打扫教室，摆整齐泥土地上的课桌，挂上他们背来的木牌，将书本玩具送到那些刚刚开始学习普通话的孩子们手上。

　　“如果没有教育，他们的命运也许无法被改变。”俞越说。

　　“我和外公、父母很多次讨论过‘富二代’的声誉问题，那些飙车、露富的做法，并不具有代表性。”俞越的表情有着超出他年龄的严肃。

　　邓成和黄志则利用春节假期和周俊一起去了尼泊尔徒步。“户外精神能够帮助人们锻炼意志，从自然中获取力量。”

　　这些阅历，最终将写入他们的简历，成为竞争的强有力筹码。

　　但对于周立伟而言，这并非全部。“上述训练，更多的着眼于领导能力、责任感和视野的培养，而我们另一条主线，则是学术能力与知识视野。”

　　周俊承认，有相当一部分富二代因为种种原因，被“拔苗助长”。但他们并不乏学习的热情，也不乏理想。

　　“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更多的是从人文素养上考察一个学生的素质。”周立伟为学生列出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都名列其中。

　　经典名著的阅读，伴随着这些孩子的每个周末。“更好的方式是利用空缺年(Gap Year，即美国高中生升入大学前要有一年时间用于游历、打工、慈善工作的时间)来系统学习，但对中国家长而言，专门用一年时间学习和增加阅历不太被接受。”

　　除此之外，一些关于商业、气候变暖、环境、人类等等的话题性讨论，也被作为他们的修读课程。

　　“我们不想让他们只是捐钱，也希望他们思考和讨论，和周围的孩子们，以及父母。”周立伟说，“未来他们将掌握财富，因此必须让他们很早就知道，该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财富。”

　　（编辑：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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