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存有整个“南京安全区”——
暗无天日的地狱，人性在这里闪光
1937年12月19日，约翰．马吉致美国家人的信：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
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当黑色太阳将南京变成人间地狱，所有无辜的生命都在忍受煎熬的时候，却有20多位外籍人士勇敢地留了下来。他们自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25万南京人！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安全区公文和影像资料，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铁证！
如今，这些历史的见证都静静地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特藏室内。面对它们，寻访而来的记者感受更多的恰恰不是字里行间究竟描述了些什么，而是在这些文字背后，究竟透着怎样的人性的力量！“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如果说，在这段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中还能找出一丝闪光的东西让人不致于彻底绝望，那么就在这里了。
“我不能离开这里”
南京沦陷前，各国大使馆相继给留守南京的本国人士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离开这里！和那些逃难的平民相比，外籍人士们无疑有着更好的撤离机会。然而，他们当中却有20多位留了下来。
“大使馆发来了紧急通知要求我们离开，停在码头的美国船只已经准备启航，重要文件也都被打包上了美国汽车。然而，我不能离开这里，就像水手不能离开他的船，男人和女人不能离开他们的孩子……”拒绝离开南京的明尼．魏特琳在危难之际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并在校内保护和救下了3000多名妇女、儿童。
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在日记里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可以离开吗我不能！富人们跑了，剩下的全都是穷人，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非常多。我决定我要帮助他们。如果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是在说谎……”
鼓楼医院的医生威尔逊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如果美国人离开，医院将会被迫关闭，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抓住机会，尽力地提供帮助……”
在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德国和美国，包括约翰·拉贝、约翰·马吉、贝德士、米尔斯等人。为了给难民区内的20多万难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一次一次与日军展开较量，驾着自己的私人汽车出城去寻找食品和药物；为了防止难民不受日军杀害，他们制作并悬挂起硕大的印有安全区标识的旗帜和自己本国的国旗。同时，他们还得不时地巡逻并接受求援——经常会有平民痛哭着跑来请求他们帮忙赶走正在强奸的日本兵……
耶鲁藏档里的“南京安全区”
然而，兽行即便面对正义也会肆无忌惮。费奇在日记中写下了1937年12月11日的情况：“上午11时，……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日军）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候片刻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 也是这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安全区的委员们遵循国际惯例，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从这一天开始，疯狂的烧杀淫掠开始了，安全区也失去了想象中的“安全”。曾经繁华美丽的城市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留守的外籍人士们用他们的纸和笔，记录下了每一个他们所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罪行……
12月18日，威尔逊医生写信给妻子：“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19日，他又写道：“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
12月21日，威尔逊医生在信中写道：“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着这座人间炼狱的24个小时。……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19岁少妇，抗拒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也有很深的一个刀口……” 信里提到的这位孕妇就是李秀英。 一息尚存的她后被送进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救治，为她缝合的刀伤多达37处，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40岁的贝德士强忍悲大学图书馆，突然扑向7名女难民，其中3名被奸污。
12月14日夜，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并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不断发生。由此产生大混乱。
12月14日正午，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拉来4名少女强奸，两小时后离去。
12月14日夜，11名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强奸4名妇女。
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中国人住宅，强奸1名少妇，并拉走3名妇女，其中两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枪杀
……
转眼70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记者看到了这批血证中的一部分，它们被图书管理研究员玛莎．史莫莉编进了《美国传教士目击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其中包括约翰．马吉、贝德士、乔治．费奇等美国留守南京人士的书信、日记和部分图片。玛莎将这本书赠送给了记者，但她强调：“这只是整个史料中的一部分。”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内，保存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全宗，也是目前为止最最珍贵的证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第三国铁证！近年来，随着这批史料的研究挖掘，当年南京安全区的情况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越来越清晰地披露在人们眼前。
马吉的证言
如今，安全区重要成员之一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就住在离纽约40分钟车程的市郊，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或听到与“南京”哪怕是“中国”有关的事情，都会让他立即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当年亲历过的那个南京。
1946年，马吉牧师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当时，他用一架16毫米的摄像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影片。在他的镜头下，南京城内一片断垣残壁，时而火光冲天；被蹂躏、奸淫后的妇女痛苦万分, 被汽油烧焦的尸体堆满街道……如今，马吉拍摄下来的这段影片成为外籍人士唯一全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还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使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影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1938年1月，这一影片的胶片由费奇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上海，在美国租界内的柯达公司拷贝并冲洗了出来，随后迅速被带到了西方世界，向国际社会及时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惨剧，当时有媒体评价片中日军的行为“人神共怒” ……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邵子平等海外华人社会活动家的寻访和协助，马吉所拍摄的影片被制作成影片《马吉的证言》，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回忆起这段往事，邵子平对记者感慨说：“这段影像资料实在来之不易。马吉牧师拍摄的录影带在国际社会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但日本右翼一直否认其真实性，并污蔑它是‘鬼片’……当我们在追查这些影像资料下落并寻访马吉牧师后人的时候，日本的记者也在作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段查访的过程简直就像竞赛。毫无疑问，马吉牧师的后人更加相信我们，相信中国人。他的儿子戴维．马吉从自家的地下储藏室里，经珍藏了多年的影片找出并转增给了我们。并在家中接受采访，讲述父亲和这段影片的往事……”
就在2005年，戴维．马吉来到南京进行了又一次捐赠。这一次，他将父亲曾经使用的这架16毫米摄像机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辑:洛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