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临近机场的郊区，散布着一些简陋的棚屋。这里长期住着60多个无家可归的人。有趣的是，他们有自己选举出的管理委员会、立法会和各项管理制度，而且他们还正准备建立一套自己的“司法程序”。居民派瑞特·斯蒂文（Pirate Steve）说：“我一辈子最美好的时光不是第一次拥有跑车、自己的公寓和珠宝，而是住在这里的日子。”

新型“村庄”出现

派瑞特所住的村子已经有两年的历史。在波特兰市最近举行的参政会上，居民们又提出了一项申请，希望得到这片土地的10年居住权。他们相信，随着美国人无家可归现象日益严重，他们在过去两年中的努力能为这些同命运的人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波特兰市政府正在考虑他们的申请。

派瑞特出生于法国的军人家庭，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长大。他以前曾是激光技师，后来在一次车祸中一只眼睛严重受损，从此丢了工作。他是村中典型的例子，许多村民都像他一样曾经拥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但因遭受不幸或者疾病的困扰，不能支付生活开销，最后沦落街头。

村民的年龄从17岁到72岁不等，三分之二为男性。在他们当中，有曾经酗酒和吸毒的人，还有许多越南老兵，四、五个退役水手，但是大部分人都有专业技能。

加里·斯普瑞（Gary Spry）以前是名电工，由于他的工伤保险不能负担一次事故导致的接二连三的手术费用，最后不得不抵押掉房子以支付费用。现在，他凭借专业技能在村中建立起一个风车，成为特有的风能发电设备。这也是村中坚持生态环境发展至上的重要表现。在毗邻当地监狱的土地上，种植着西红柿、土豆和南瓜。

每周村里都会开一次管理委员会，所有居民还必须出席两周一次的集体会议，每周有10个小时的时间处理村中的“家务事”。消除暴力、远离毒品、拒绝饮酒、尊重他人等规定，执行起来都是很严格的。任何居民不得放震耳的音乐，不能发出吵闹的声音，以免影响别人。任何违规的人都会被惩罚，轻则暂时驱逐，重则永久驱逐。

“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村中的财务出纳员提姆·麦卡锡（Tim McCarthy）说，“虽然我们也会像其他家庭一样成员间发生口角，但是我们互相照顾和关心。”提姆来自俄亥俄州，失业前曾在当地一家便利店工作过7年。由于得了肺气肿和其他疾病，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最后不得不挪用健康保险，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无家可归人数遍及全国

美国“终结无家可归联盟”组织（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全美大约有74.4万人无家可归。近一半人居住在避难所，近四分之一的人长期流离失所。

统计还显示，2005年，加利福尼亚州无家可归的人数最多，约17万人，紧随其后的是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佐治亚州。流浪人口占该州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内华达州，一万人中有68人无住所。然后是罗得岛州、科罗拉多州和夏威夷州。

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城市和住房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即HUD）。这是美国自1996年以来首次对无家可归人员进行统计。目前，这类人员的总人数在44万4千人到84万2千人之间。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家可归，不仅如此，他们的健康状况更令人担忧。

2006年8月的美国《公共健康》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中刊载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对于无家可归的妇女来说，她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都逐年转坏。马萨诸塞州医学院的专家还警告说，这一种趋势已经严重影响成千上万美国儿童的身心健康。

报告中，研究人员把1993年和2003年分别对无家可归的妇女进行的调查相比较，发现2003年调查的妇女更易患上长期性心理疾病，身体健康严重不良，甚至身体机能受到一定限制。不仅如此，她们的社会能力也随之下降，患抑郁症的几率增加了3倍，极不愿意接受治疗。专家指出，如果不接受治疗，严重的沮丧心情会影响到母亲和儿童的身心健康。

“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人们经常帮助那些睡在大桥下或在河边草丛露营的流浪者。”社区避难所委员会（Community Shelter Board）执行主任芭芭拉·波珀（Barbara Poppe）说，“我们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和健康。曾经有一个露营地发生火灾，一位妇女险些被火车撞到。”

解决住房问题是关键

“终结无家可归联盟”主席纳恩·罗曼（Nan Roman）认为，造成无家可归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房价高昂，令人负担不起。他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解决房价危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解决人们流浪街头的问题。”
近几年，美国经济的不稳定发展、不断攀升的房价和社会保障遭削减，被视为导致人们无家可归的罪魁祸首，迫使很多人流离失所。

1996年，每个流浪者平均月收入300美元，远远低于联邦政府设定的贫穷标准（Federal Poverty Level）工资线。1979年至1997年间，在制造业和工业领域中，人们大范围失业，而最低工资标准又下降了18%，这些使得 人们无法承担生活开销。

根据美国城市和住房发展部（HUD）的统计，美国有500万个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收入中值的50%，但还要把多于薪水半数的收入用来支付房租，或者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不仅如此，自从1991年，低收入家庭可以负担起的房屋数量减少了5%，即超过370,000套。而城市和住房发展部（HUD）提供的联邦租金补助（Federal Rental Assistance）已经不能填补这些空白。此外，那些因为身体残疾而不能工作的人更无法负担起租金，只能依靠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但是，2002年每月545美元的补助金甚至根本无法支付一个大开间的公寓。

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波特兰市市长维拉·卡兹（Vera Katz）慎重地对待解决流浪者住所的问题。当初她在郊区租赁土地问题上给予了支持。她说，“作为市长，我不能把这些人的安全置之度外。现在要决定的是，是否批准他们的申请。”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曾经流离失所的人已经展示了如何用节约的资源就能建起新的家园，在解决住房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果。毫无疑问，这些人已经成为新型“村庄”的开拓者，并逐渐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不能从根本问题上解决住房问题，更多这样的“村庄”将会不断出现。

　　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