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俄罗斯之前，我听了不少俄罗斯警察巧取豪夺、仗势欺人的故事，我至今相信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但是真实的故事也有可能给人造成一个不真实的印象。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100个人在莫斯科街头分别看见100个警察，他们都没有抢东西，也没有挥舞着棍棒殴打老人和妇女，晚上我们见面的时候就不会说：今天我见到的第一个警察没有抢东西，我见到的第二个警察没有抢东西……我见到的第100个警察没有抢东西。因为警察没有抢东西是正常状态。但如果我们见到的第101个警察做了坏事，就有必要提醒朋友们出门小心，于是我们就从100个诚实的人嘴里，听到了100件警察胡作非为的真实案例，由此就极易推断出：俄罗斯警察百分之百都是土匪。其实如果由数学家进行计算的话，土匪警察的概率应该是一百零一分之一。

　　我这里只是随意说说而已，警察犯罪的实际概率，恐怕俄罗斯内务部的人也搞不清楚。

　　从俄罗斯回来的人与朋友聊天时都会提起俄罗斯警察，这是因为俄罗斯到处都有警察。不但重要的博物馆、名胜古迹有警察荷枪实弹地站岗，珠宝店也可以花钱从警察局雇一个警察天天坐阵，连国家图书馆一楼大厅都有一个挎着手枪的警察查验阅览证。所以我跟朋友们说，在俄罗斯旅行的过程，就是遭遇警察的过程。一般来说，警察是“人见人烦”，可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刚到莫斯科不久，我沉溺于深夜在街上留连，我喜欢独自走在树影迷离的林阴道上，看着雪花在路灯黄色光晕的映照下闪着荧光，飘飘洒洒落地，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先哲的雕像犹如一百年前，静静地注视着人世间的熙熙攘攘、风云变幻。这时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停住脚步，伫立在大师的面前，倾听他们为自由而歌唱，为民主而呐喊，为多艰的民生而深深地叹息，任凭寒风吹在我的脸上，任凭泪水模糊我的双眼。

　　有一天晚上12点半，街上狂风怒吼、雪片横飞。我走下台阶，穿过中国城的一个地下通道，只见里面一大帮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吵吵闹闹地站着喝酒，有的膀大腰圆，有的脑瓜锃亮，似乎与传说中的光头党一般，我放慢脚步，左看看右瞧瞧，气煞我也，警察藏哪儿去了?!

　　俄罗斯警察在街头会随时检查行人的护照，不仅查外国人，也查本国人。一般俄国人现在持有的还是前苏联政府颁发的护照，这种护照不能用于出国，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外地人在莫斯科逗留三天以上，按规定就必须到警察局登记备案。开始我以为只是现在的警察整天查证件，后来看了一部反映沙皇时期生活的电影，才知道原来那会儿的警察就在大街上拦住行人说：“证件!”看来真是各国有各国的传统。所以，检查护照这种小事就不用提了。我第一次真正和警察打交道是在圣彼得堡，那是圣彼得堡城庆之夜。俄国的城市形成都比较晚，比如莫斯科建城800年，圣彼得堡2003年满300年，人们还能看清城市发展的脚印，每年都要游行庆祝一番，不像我们中国，随便一个县城就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考古学家都说不清到底哪年建的城，更别说城庆日了。

　　圣彼得堡城庆之夜，涅瓦河畔举行盛大焰火晚会，两岸和大铁桥上人山人海，烟花从河中的一排小船上轰鸣着腾空而起，犹如千菊怒放，把天空、街道、宫殿和要塞映得五光十色，姑娘们语气夸张地狂呼着“乌拉”，我原来以为她们是在做给别人看，仔细看看她们的眼睛，我终于相信了她们的纯真。人海之中，我想找一个制高点拍摄这个欢庆的场景，扭头一看，一座正在维修的楼房的脚手架上有一个人正在拍照，我急奔过去，刚到阶梯口，从三面就冲出几个警察截住了我，他们说禁止到脚手架上去拍照，上面那个人是经过特别批准的。

　　正说着，来了一位领导，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说不用麻烦了，到了俄罗斯，我就说俄语好了。他说，你违反了我们的规定。我说，很抱歉，我不知道你们的规定，我看见架子上有人拍照，而台阶上又没有任何禁止性标记。他说，不用标记，任何人都不会私自到这种地方去。这位领导翻看着我的护照说，怎么办呢，是到警察局，还是罚款?我说，什么理由，因为我向架子走去吗?他说，你自己想吧，然后拿着我的护照大步离去，走了十几步，回过头，一招手，过去一个年轻警察，嘀咕两句，走了。年轻警察返回来，把护照还给我，笑着指一指不远处海军博物馆高大的石头台基说，您到那儿去拍照吧!那儿安全，祝你玩得开心!

　　第二天我与朋友说起此事，他问我落入警察包围圈害怕不害怕，我跟他分析说，如果一个警察胡作非为的可能性是100，两个警察在一起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就是50，三个警察就是25，一群警察在一起，基本上就会按规章制度办事，抛开思想觉悟不说，他们也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个人利益。

　　我去俄罗斯是作访问学者，属于清贫一族，坏警察比例本来就很小，碰见一两个，人家也懒得理你，没什么油水。一般来说，在市场卖货的中国人最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货物经常被查封或没收，有时是警察素质问题，有时似乎是商业操作上有问题。

　　我在俄罗斯接触的警察，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在我的乌拉尔之旅中，就碰上了一个坏警察、一个好警察、还有一伙死板而不失厚道的警察。

　　秋天的一个早晨，我来到了乌拉尔山南麓的兹罗德乌斯特市，城市的名字字面意思是“金嘴”，即巧言善辩的人。一下火车，我就被值勤警察发现了，径直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里一遛小号儿，铁栅栏门上挂着大锁，里面关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囚徒。办公室里一个老局长，五十多岁，相貌严肃而忠厚，没有一点儿巧言善辩的样子，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是间谍吗，到这儿干吗来了?我说我是住在莫斯科的访问学者，到乌拉尔来独自旅行。他说，你不是间谍，干吗到这儿来旅行，你到底是不是间谍?我突然感到一种由衷的幽默，于是哈哈大笑着说：祝贺你，民警同志，您真是一位优秀的国家卫士，早晨刚出门，一伸手就抓住一个外国间谍。老局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你没带毒品吧?我说，我们中国人见到外国人，首先会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许我们之间可以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就算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多一个外国人来吃我们的牛肉，喝我们的啤酒也是好事。俄国人呢，见到外国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是来抢东西搞破坏的吧?完全是一种退缩保守的心态。

　　我一边说，老局长一边认真地检查我的证件和行李，虽然没有发现毒品，却发现一摞我在俄国各地拍的照片，这是我带给乌拉尔电视台一位朋友看的。局长翻看着我的照片，连声说，好样的，把俄国差不多走遍了。这位忠于职守的警察还是不放心，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他拨通了中央警察局的电话，报告说这里来了一个中国记者(我护照上注明的职业是记者)，已经走遍了全俄国，他通报了我的姓名和护照号码要求查证。

　　等电话的时候，局长就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数我带的钱，反正呆着也是呆着，他从左手倒到右手，从右手倒到左手，起码数了五遍。我心里就开始不踏实了，暗想，身陷虎穴狼窝，至少得见面分一半吧。他问我喜欢俄罗斯吗，我说俄罗斯广袤的森林和美丽的山河令我流连忘返，普通百姓的善良与坦诚让我感动，但是走到任何地方，你都会感到警察对外国人的敌意。

　　聊了一会儿，莫斯科回电话了，局长这才彻底相信我不是间谍，也不是毒贩，于是请我喝茶。他找出一大厚本有关的法规仔细查看，书上沾满油污，书脊磨得发亮，就像摆在邮局柜台上用过多年的电话号薄，让我不能不怀疑它还是前苏联时期的文件，然后他指示一个下属详细填写了一张表格，注明我违反了第几条第几款规定。他把我的钱像扑克牌一样排成一个扇形捏在手里，对我说，你没有经过批准就来到本市，按规定应该罚款。我说我在莫斯科已经问过了，具有合法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俄罗斯联邦自由旅行。他说，在莫斯科可以，在我们这儿不行，罚款100卢布。说着，抽出一张100卢布的钞票，把余下的递给我。100卢布约合人民币33元，大大低于我原先的心理准备，可我还是随口说，太多了。于是他从我手中抽出一张500卢布的钞票，晃着说，这个多，100不多，然后把500卢布还给我。我又抽出一张50卢布递给他，我说，100多，这个不多。局长拿着两张钞票，捻来捻去地做思考状，我一看，坏了，人家要100，我又给添了50。结果局长想了想说，好吧，这100你收好。

　　我说，我在警察局度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也别白来，合个影留作纪念吧。几个警察都说工作时间不可以照相，于是共推一位靓丽警花与我合影，原来她今天休息，是自愿来加班的。照完相我说，你们对我的迎接实在是太隆重了。她说，你别不高兴，因为我们这儿两三年也见不到一个外国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城是军工基地，以前，不但外国人不准进，连本国人都不准随便来。这一帮警察虽然折腾我半天，但我一点不恨他们，我觉得他们虽然保守死板，但终究是兢兢业业的本分人，而我离开这里后在火车上遭遇的那个警察，不但可恨，更叫人厌恶。

　　好人与坏人都是相比较而言的，如果你生于乱世，兵匪横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碰见一个抢了东西就走的，没准你还要说菩萨保佑谢天谢地遇见一个有良心的。在我遇见要说的这个“可恨警察”之前，我在这一趟列车上先遇见一个好警察。在从乌拉尔山区回莫斯科的路上，晚上10点多，一个不到30岁的便衣警察走进车厢，巡视一番后在我面前停住，要求查看我的证件，我说我的证件当然可以给你看，可您是谁呢?他马上笑着说，您是不是要先检查我的证件，我说您要有还是看看为好。我先检查完他，他又检查我，他说去莫斯科的列车都会严格检查。这是我在俄国遇到的惟一一位主动出示证件的警察，我给他的表扬词是：真不像警察。

　　我从北极回莫斯科的路上，与一个小伙儿坐在一起，他一路助人为乐，帮助周围的人打开水、收拾床铺等等，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了一个词，我听不懂，他又说了一个词，我还是听不懂。他急了，说，嗨，我就是黑帮呀。

　　说到这儿，好像我扯远了，索性再扯上几句。在俄罗斯买火车票实行实名制，票上打印姓名和证件号码，上车时列车员不但查票，还检查护照，俄国铁路全线电脑联网，可以提前45天购买从任意一个车站上车的车票，所以理论上讲，俄国警察可以掌握火车上任意时间任意铺位上睡着的是哪一个(俄国长途列车都是卧铺)。

　　接着前头说，半夜两点多，车上又上来两个警察，四十来岁，穿着制服，跨着冲锋枪，把我叫到乘务员室，检查完证件，没发现问题。这时他们一个回到车厢里，另一个坐到座位上，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给我点钱吧，我说不给，他沉下脸说，你想想，你要不给钱，我把你相机拿走，你多不合算呀。我一想，风高月黑夜，花钱消灾吧，我说给你50卢布，这位魁梧英俊的警察，立即换上一副谄媚的表情，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仰头望着我，可怜巴巴地说：100吧，我们俩人呢!这一瞬间，我突然对果戈理、谢德林、契诃夫等文学大师有了新的领悟!对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我画了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十字，心里用汉语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体验，让我看到了生活之树的另一面。回到我的铺位，心情平静之后，我不禁生出一丝后悔，刚才一着急说了汉语，也不知我的心意是否能够上达天庭。

　　从乌拉尔回到莫斯科，我去朋友瓦连京家喝酒，他是一个快乐的自由摄影师，他问我一路上有什么麻烦没有，我就讲了与警察的遭遇。他说，我感到很抱歉，你在我们国家遇见这些不好的事。我说没什么，坏警察哪里都有。他耸耸肩，嘿嘿坏笑着说：好警察世上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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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Ro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