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e网超级访谈”节目,于4月25日正式推出。第一期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的三位校长,他们做客留学e网,接受了网站CEO孙查理先生的访谈。下面是访谈全文实录:
孙查理先生:下午好,欢迎来到留学e 网超级访谈。
今天,能够和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校长Frank Vincent大法官、维多利亚大学校长Elizabeth Harman教授以及副校长Stephen Martin教授一起参与访谈,我感到万分荣幸。
感谢你们接受访谈。
留学e 网(Eduwo.com)于4月20日正式推出,目的在于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留学e网的强大课程数据库,具有搜索和比较功能,同时留学e 网还具有在线申请院校的端口,使得学生申请院校更加方便快捷。
“Eduwo”这个名字是由英文单词的“Education”和一个中文汉字“wo”(我)组成。我们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意义在于:它意味着“我自己的教育世界”,也反映了留学e网的初衷——帮助学生选择适合的海外教育。
在所开设的频道中,我们设立了留学e网超级访谈(Eduwo Summit)这个栏目。这个频道旨在为国内外的教育者和教育官员提供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与学生和家长以及更多的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许多学生和家长已经对澳大利亚的教育有了初步认识。但我们还不太了解澳大利亚的大学是如何管理和运作的。
我的第一个问题要问一下Frank Vincent大法官,您在维多利亚大学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Frank Vincent大法官:荣誉校长是大学的名誉上的领导人。大学董事会拥有管理的职责,而我同时又担任的是大学董事会的主席。很显然,我更多的职责在于指导方针、全方位的管理以及基础执行层面的决策。我很尊重董事会所担负的这些职责。我的职责包括主持毕业典礼、表彰毕业生的成就以及向学生家长及教职员工传达慰问。
孙查理先生:英国和美国有类似于澳大利亚荣誉校长这样的职位吗
Frank Vincent大法官:有,荣誉校长这个职位由来已久,最早始于英国的大学。澳大利亚的荣誉校长是校董会的最高领导人,与校长一起工作,管理大学。英国的荣誉校长只是纯粹的主持仪式的角色,而美国的大学目前有设立荣誉校长的趋势。不过,我认为美国的职位会有一些不同,董事会更多的专注于筹集资金,校长来管理大学。在维多利亚大学,我身兼两职,president 和 vice chancellor,强调了执行决策的角色。
孙查理先生:或许您已经了解到,中国的大学设有一个党委书记的职位,党委书记是大学董事会的主席,全权负责制定院校的方针政策。党委书记的职位也拥有执行能力,尤其在人力资源以及公共管理方面。
Frank Vincent大法官:我认为我和中国党委书记还不是很man'; mso-bidi-font-size: 10.5pt">)来行使的,他在政府政策方针规定的范围内发表言论和行使权力。
孙查理先生:在中国的大学里,党委书记和校长与政府有很密切的联系,Vincent大法官,您作为一所公立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的荣誉校长,你需要和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吗
Frank Vincent大法官:我们的联系很有限,不过,也确实有。校长(vice chancellor)无时不刻都在处理这种关系。有时候,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与政府沟通。而我的职位是一个荣誉职位,我很清楚,我需要和校长以及董事会很好协调工作,从大的环境中尽可能的为学生,为学校争取利益,更好的发挥学校的功能。
孙查理先生:Harman 教授,作为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President),您与政府之间往来是否很频繁另外,您与政府之间工作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Harman 教授:我们不仅仅和联邦政府沟通,也和州政府有联系。在澳大利亚的体制中,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都是通过州政府立法创建的。但同时它又很复杂,因为公立大学是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最近几年,州政府慢慢的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这体现在州政府也可以为大学提供资金。因此,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会产生很多争议。一部分是政府事宜,另一部分就是他们希望校长如何来高效的管理大学,从而满足公众的利益。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与政府沟通的主要是协商宏观调节、资金、课程质量、还有我们是如何支持澳大利亚的企业与雇佣关系的,以及我们是如何与国际合作伙伴协作的。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与澳大利亚大使一起来北京访问,我们与教育部对话,探讨双方国家的教育政策,以及澳大利亚州级和中国省级教育政策。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贸易环境仍然是很复杂的过程。所以当我处理一些国际活动时,副校长会给予我一些支持,主要是在国际活动的协调方面;而当我们确实遇到难题,需要与政府沟通如何为我们的大学和学生争取利益的时候,荣誉校长会出面帮助我。
孙查理先生:众所周知,在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大学的拨款正在不断缩减,这是什么原因
Harman 教授: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澳大利亚,一般来讲,政府是不支持教育的。但是在不同的政府党派之间有着哲学和政治的分歧。执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强调:大学费用的更大比例应该由学生和家长支付。政府对于教育的投资开始减少。政府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投资减少,因为学生正在为高等教育支付更多的费用。作为校方,我们应该反驳——我们需要更多来自政府的投资,因为是政府制定的受资助学生的比例,而这部分资金是否用到了需要它的学生身上,这成了很重要的指标。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一对一的进行教学,因此需要资助的学生名额也随之增加了。此时,联邦的反对党表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上,如果能够成功当选,他们会增加对教育和大学的投资。所以,在我看来,这已经是澳大利亚的一件大事,每个人都在讨论教育。
孙查理先生:如果自由党战胜了工党成为执政党,你认为学生会比以前少支付费用吗还是政府会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Harman 教授:不,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尽相同,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执政党改变,政府对教育投资增加,学校就会有更多的奖学金资助经济实力不足的学生,使他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从而达到成功。但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资金能够回流到大学里,用于科研和教学,那么对于已经缴税和支付学费的学生来说,我们提高了教学质量,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少交费用,我认为他们会继续支付费用的。因为研究力的增长也是教学的重要辅助,政府也应该增加资助额,不仅为需要它的学生,也为我们研究能力的得到不断扩大。
Frank Vincent大法官:我认为她说的很对。有的学生很有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而上不了大学。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科研和教育经费,也希望学生能够得到资助。
孙查理先生:随着政府投资的缩减,您怎样保证维多利亚大学财政稳健
Harman 教授:我们一直很幸运,我们为大学建立了很好的财政基础,有充足的存款。我们拥有庞大的体系——校区很多,但是尚有一些并没有利用好。我们计划将来更好的利用它们。维多利亚大学的教职员工都很敬业,我们欣喜地看到,也许您也可以意识到,近年来,由于我们出色的教学成果,联邦政府额外拨给维多利亚大学187万澳元用作教学基金。由此看来,教职员工正在努力做到最好,是他们改变了联邦体系。另一方面,大学的董事会以及作为校长的我,已经做过保证,我们会提供与众不同的选择。其次,我们比较注重持续性,看到某些领域的不足,我们会及时改进,如果在某些领域我们可以增加收入,那么我们努力去做。我们从澳大利亚的一家慈善基金会得到了第一笔1,000美元。这令我们很欣慰,因为这个基金会在给予我们支持。我们尝试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危机。我们在墨尔本西部与当地政府合作,这不仅仅为当地谋福利,同时还为教学提供良好的机遇:当我们要在校外培训护士或者理科系学生的时候,这些都变成了教学的机遇。当地居民也会受益匪浅,当慈善金会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会给予我们一些额外的资金。所以对于未来保持财政稳健的途径,我感到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