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一个小镇经营干洗店时，是连店带房子一起买的，前半边是店，后半边是家。看房的时候发现屋顶有点儿漏水，就要求卖主把屋顶修好了再成交。可他急着出手，要我自己修，把此项花销从房价中扣除。我也觉得早接手早赚钱，就同意了。

　　当时正是夏季，一到下雨天，我就仰着脖子挨个屋巡视，看是否有水渗进来。一个周末，我在外面买东西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立即跳上车往家跑，因为漏水最严重的地方一定要用桶接着，否则新换的地毯就被泡了。

　　修屋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我买房时的经纪人向我推荐了一家公司，我翻出名片给他们打了电话。当天他们就派来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子，是个意大利人的后裔。

　　他进门后就问我老板在哪儿。我告诉他，我就是老板。他像没听见一样，又问：“你老公呢”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找我老公干什么。我告诉他，我老公在学校里读博士。他接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怎么也得晚上7点以后。他说：“那我先上去看看房顶，改日等你老公在家时再来和他谈。”我告诉他可以和我谈。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我还是和你老公谈吧！”

　　我很坚决地说，这件事我说了算。看他的脸色，好像我有点儿不知好歹。上房顶检查了一番后，他又问我：“你肯定你可以做主”我点点头。他拿出纸笔，将房顶的状况、工时和费用等写下来。

　　他报的价格是我听说的价格的3倍!我看着他和他报的价格笑。在我的注视下，他的脸慢慢红了。我告诉他：“如果我想找你做，会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我查到了另一家公司的电话。这次来的人提出要和我老公谈时，我就明白，在这里，这种事大概该由男人出面。我拿出营业执照，把我的名字指给他看，告诉他我可以做主，心里希望他别把我当傻瓜，认真报个价。

　　他报了个实价，拿出一份合同，告诉我，如果同意就签名，然后传真给他，他马上备料、开工。临走前，他再三嘱咐，一定要让我老公过目，只有他签字，合同才算数。

　　我那从小被“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熏陶的心灵，颇有几分受伤的感觉，同时又有几分不甘。或许，加拿大仅有的两个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人让我碰上了，于是再打电话给第三家公司。

　　这次来了3个小伙子，什么也没说就上了房，极认真。看完了房顶，他们又让我把老公叫出来谈。

　　此时，我的自信已快被打击没了：这事可能真的只有男人才懂。

　　不得已，晚上，我向老公汇报了情况，恭恭敬敬地等他定夺。老公大笑：“加拿大真好!没几天就让老婆领会了三从四德。”然后告诉我，继续保持，不过，生意上的事我可以自己定。我如实招来：只有他签了字，人家才承认合同。随即殷勤地递上笔，让老公在合同上签名。

　　实在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我出去购买设备、请人修理机器、安装煤气管道等等，都被要求和我老公谈。我那脆弱的自信心渐渐磨出了茧子，索性告诉对方，要想做这笔生意，就只有和我谈。

　　我有时会愤愤不平地想，国外男士为女士开车门、拉椅子之类的行为，骨子里也许包含了些许轻视。男人在做出这些举动时，也许会有一种优越感：我是绅士，我能照顾你。为什么需要照顾?因为你弱呀，因为你不行嘛!

　　(编辑：ada)